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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iyuan

xiyuan的博客

思想者的价值

中国的随笔,大体可以分作两种。一种是文人小资式的,或是叙述名物掌故,或是回忆师友交游,目的在于抒发性情,其间充满雅趣和闲情逸致。另一种是知识分子式的,在他们那里,随笔不过是一种手段,他们的意图,是借这种随性灵活的文体,表达他们心中强烈的公共关怀。林贤治的随笔,就是后一种的典型例子。
  
  
  
   林著散文集《旷代的忧伤》,收录了他的39篇随笔,记述的都是古今中外著名的知识分子,其中有布鲁诺、左拉、托尔斯泰、葛兰西、卢森堡、茨维塔耶娃、惠特曼、凯尔泰斯,也有我们耳熟能详的鲁迅、顾准和李慎之等等。毫无疑问,林贤治先生以这些知识分子为写作对象,是经过一番精心选择的。因为这些人尽管所处的时代和国家不同,政治立场、人生信仰互异,但都有着一系列相似的特征,如保持独立的精神,自由的意志,对权力永远警惕,对既定规则永不妥协等等。林贤治认为,他们是天然的思想者,他写作的目的,就是要歌颂这些思想者,歌颂他们思想的丰富和博大,以及像他在《五四之魂》一书中说的那样,要“显示他们在困境中的言说方式及其选择的价值”。
  
  
  
   作为知识分子,所谓的言说方式,不外乎以笔为枪和直接行动两种。前者如索尔仁尼琴和奥威尔,通过《古拉格群岛》和《一九八四》,对极权主义进行了强烈的控诉。中国的鲁迅则走得更远,在同情苦难、反抗不平的同时,对中国落后的国民也进行了深刻的讽刺。后者如左拉,面对德雷福斯事件挺身而出,甘愿流亡异国他乡。还有薇依,毕业于巴黎高师,却甘愿自我放逐于底层社会体验民众疾苦。更有卢森堡,直接投身于摧毁旧制度抗争中去。林贤治认同于他们有责任、有道义、有担当,不做沉默的大多数,敢于直面黑暗,为信仰连牺牲也在所不惜。他也认同于他们为国家、为民族、为平等和自由的考虑。或许是他早年也有过在下层社会的生活经历,使他很自然地在思想上倾向于他们,并将目光投向上述知识分子。
  
  
  
   然而,正如林贤治一向对胡适颇有微词一样,他对那些为学术而学术的知识分子也是持保留态度的。仔细考量,这样的观点和林贤治思想的出发点是大有关联的。他虽然说过,一切历史都是精神史。但是对精神这一概念的前提限定非常严格,那种非驯服的、反叛的,借用一个似乎不合时宜的词——革命的精神,在他那里才可以称之为精神。在他看来,理想的精神是炽热的、汹涌澎湃的,带有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意志力。然而这种精神却很值得审视。比如他写卢森堡,写薇依,尽管一直强调他们内心超出常人的博爱观和人性观,但我们看到更多的,还是他们理性不足,冲动有余的带有某种仇恨的激情。因此不妨提出一些疑问:对现存秩序,是否要一概予以否定?如何保证思想者在取得话语霸权之后,仍能保持旧有的理性,不会演变成新的专制?如何保证弱者在掌握权力之后,不致演变成另一种新的暴政?
  
  
  
   能够看出,无论是作者,还是作者笔下的大部分知识分子,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悲情意识。这种悲情意识源于地位的边缘化,源于同情,源于悲悯,这是人之所以为人必须拥有的道德底线,也说明了人类确实普遍具有良善的美好品质。然而对这种悲悯进行平衡,防止悲情演化为滥情,也是不无必要的。单纯以中国近代史为例,许多空前绝后的悲剧,都是由于悲情意识、怜悯意识、激进精神和平等诉求无限放大,演化到极端造成的。苦难,若普遍存在于文明社会,当然是一种莫大的嘲讽,但消灭苦难,并不是一蹴而就的。苦难本身,也并不完全等同于正义。因为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激情过后,乌托邦理想落幕,苦难不但没有消除,衍生出一种新形式的不平等和专制。反倒是微弱却坚韧的自由主义,强调秩序和制度建设,在许多地方生根发芽,潜滋暗长,最后变成根深叶茂的大树。
  
  
  
   不过,林贤治先生把握得很好,因为他选择的对象大都是困顿的、命途多舛的,他们的境遇使他们持续以一种批判的姿态出现,即使许多批判不带有建设性,但是若没有他们的提示,人类在通往普世价值的道路上或许还要走更多的弯路。同样,一个时代若没有这些流亡的、身处社会边缘的、孤独的思想者,那么那个时代也必定黯淡无光。思想的本质是自由的。感谢林贤治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思想者的名单,这些名字本身,就代表着一种价值。

浏览数: 次 星期一, 03月 15th, 2010 *╱⒈朶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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